去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，风把校门口的梧桐树吹得吱呀作响。我站在写字楼下的避风处，那条旧围巾像个怕冷的孩子，极力想把自己缩进外套的领子里，可寒气还是顺着缝隙往里钻。
其实那天我不该来这儿的。我本以为他会早早下班，好让我把那份落下的作业本递过去。等待的时间被拉得极长，路灯还没亮，天色就先灰败了下来。那条围巾大概也感受到了我的焦灼，纤维间原本储存的最后一点热气正迅速流失，我盯着马路对面的红绿灯，心里烦躁得厉害。
正犹豫着要不要离开，背后那扇沉重的玻璃门被推开了。那个总是挺得笔直的男人——我的数学老师，正弯腰费力地往外搬一摞厚厚的资料。他那双总是握着粉笔、染着粉尘的手，在冷风中显得格外单薄，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他抬起头看见我时，那张常年紧绷的脸上突然舒展了一下，嘴角甚至带上了点笑意。
老师把大衣裹紧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怎么还没回家？在这儿站多久了？快，跟我进屋，外面的风像要把人撕开一样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拉开门，那股热气流瞬间从门缝里涌出来，扑在脸上，带着办公室内那种特有的墨水和纸张的干燥味道。
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，暖气片发出了沉闷的嗡嗡声，像是某种低沉的呼吸。老师指了指桌角的一杯温水：“先喝口热的，手都冻僵了。”那杯水还冒着白气，我捧着它，指尖接触到杯壁的瞬间，那种久违的舒适感顺着皮肤蔓延开来。不对，准确地说，那种触感并非只是因为热水的缘故，而是那杯水被他一直紧紧攥在手心里温着，直到我接手时，它还残留着属于人的温度。
我看着他坐在对面，用红笔在试卷上细致地批注着。窗外的寒风依然在叫嚣，可办公室里的光影仿佛凝固了。那抹藏在桌角、透着微微暖意的亮色，至今还在我记忆里晃动。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它不声不响，却像是在凛冬的冰层下，突然涌出的一眼清泉，静静地流淌过我原本焦虑的心头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他原本是要去赶最后一班公交车的。但那一刻，我只是看着那杯水，心想，或许这才是这个季节里，最妥帖的交代。